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他忍受着被委屈的庞大痛苦过了六年。 1965年他不计较团体得失,仍接受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到成都去任三线树立副总指挥;事先报纸上满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矛头直指彭德怀。他强压愤怒,立刻投身到三线树立的调查研讨之中:他下矿井,钻煤窑,赴工地,到乡村,千里跋涉,不辞辛劳;他心系党和国度命运的同时,还关心着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和疾苦。 他怀着对祖国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广博胸怀,对三线树立提出具有战略性指点意义的意见,可心怀叵测的三线某指导人却不让他接触军工。 他压制心中的甜蜜,愈加快了任务的节拍。他和工人们同吃同休息,和年轻战士干异样的活。他为三线树立所取得的成就快乐;为在三线树立中牺牲的烈士流泪;他痛斥违犯客观规律的瞎指挥;对某些人的蜕化糜费义愤填膺;他随时随地强调党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