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集介绍
兴夫从电影《兴夫》看国门洞开前夜的朝鲜社会分集剧情
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717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韩国电影中常有以古典小说为底本改编的作品，今年的《兴夫》便是其一。电影《兴夫》化用了《兴夫传》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专写男女艳情秘事的小说家兴夫逐渐成长为为民众发声的小说家的故事。虽然电影情节多为虚构，但却巧妙地插入了不少十九世纪上半叶朝鲜的历史背景知识，如势道（亦写作“世道”）政治、谶纬书﹑谚文（即韩文）小说及盘索里（又译为韩国清唱）的流行、洪景来之乱、三政紊乱、民众秘密结社等等。通过这些关键词，可以迅速地把握当时朝鲜历史的发展脉络。《兴夫传》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游夫与兴夫是两兄弟，游夫是长子，继承了祖上的大笔财产，成为富裕的地主，而兴夫则是无田无业的穷佃户，靠给人种田打散工为生。善良的兴夫救了一只腿受伤的燕子，燕子为了报恩，衔来瓜子送给兴夫。兴夫将瓜子种下，后来切开结出的瓜，收获了大量金银财宝。心肠歹毒的游夫听闻此事，想有样学样。他故意弄折一只燕子的腿，然后再治好燕子。不过游夫可没能在燕子送来的瓜子结出的瓜中收获财宝，反而被瓜中跳出的妖怪狠狠揍了一顿。这个故事最开始时并没有独立文本，而是盘索里艺人根据一些民间故事进行敷陈加工的说唱段落，后在不断的口口相传之后，最终被整理为文本。由于盘索里这种说唱艺术在民间的盛行，这个故事也被传播到朝鲜八道的每一个角落。也有人认为这个故事讽刺的是当时的权势家族——潘南朴氏一族，因为“潘南朴氏”在兴夫的唱段中直接出现，兴夫感慨自己虽然是穷光蛋，但也是潘南朴氏出身的两班。同时，《兴夫传》的代表意象之一的“瓜”在韩语里与“朴”的发音相同，都读作“PARK”，而“瓜子”的发音恰好就是“朴氏”。势道政治：改变家族命运的女儿们电影《兴夫》将故事舞台放在朝鲜宪宗末年的1848年。《兴夫传》中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俩兄弟角色被设定为官居刑曹判书的富哥哥赵恒里与名字被逐出族谱﹑游荡民间的穷弟弟赵赫。虽然电影没有明说是丰壤赵氏一族，但赵恒里的死对头——礼曹判书被设定为一位叫金膺集的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虚构的人物影射的就是丰壤赵氏与安东金氏，1848年恰是这些大家族的政争最为激烈的时节。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兄弟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其实，这与朝鲜时代的身份制度及继承制度有关。朝鲜时代施行的是严格的身份制度与“从母法”，从法律上看来，两班与两班结合，生下的孩子才是两班。如果母亲是良民，孩子也是良民，如果母亲是贱民，孩子也是贱民。虽然影片中没有明说，但考虑到赵恒里、赵赫之间天壤之别的社会地位，加上赵赫之名还被逐出族谱，可以猜测赵赫甚至不是庶子，而是孽子——即其生母为贱民，这也很好解释了赵赫为什么对贫苦的民众的处境深怀同情。虽然朝鲜前期实行的是男女均分的继承制度，但到了朝鲜中后期，继承制度逐渐发生变化，财产继承渐渐向嫡长子倾斜，女儿则从继承人名单中除名。尽管朝鲜后期将“嫁出去的女儿”视为“泼出去的水”，但讽刺的是，十九世纪势道政治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权臣家族往往有一个当上王妃或是生下国王的女儿。年幼或缺乏政治经验的国王登基后，大妃垂帘听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而大妃们依赖的政治助手主要是自己的娘家人，从而形成势道家族。以至于有学者在划分开港之前的十九世纪朝鲜历史时，将1863年兴宣大院君上台之前的时期称为“外戚势道期”，将之后的时期称为“内戚势道期”。何为势道？韩末知识分子朴齐炯在《近世朝鲜政鉴》中有一段精辟的概括。“朝鲜俗语，以政权为世道，云某人为世道，某家失世道。夫自古强宗贵戚，或佞臣嬖宦，能操纵人主，专擅政事者无代无之。……唯朝鲜之谓世道者，其人虽在卑官散职，若王命以世道之任，则冢宰以下听命于此人。凡军国机务，百官状奏，皆先咨于世道，而后奏于王，亦先询于世道而后决。威福在手，与夺唯意，举国奉事世道如神明，一忤其旨，祸患立至。虽夙德大才，不为世道所知，则淹没草野。”简单说来，势道家就是国王之下一人而已，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都集中在势道家手中，国王不过是个摆设。有名的势道家族有庆州金氏﹑安东金氏﹑潘南朴氏﹑丰壤赵氏等，其中安东金氏掌权最久也最为著名。所谓“安东金氏六十年势道”，一直到丰壤赵氏出身的神贞王后在哲宗死后将兴宣大院君之子指定为下一任国王，即高宗，才结束了安东金氏的专权时代。影片中一直板着脸教训宪宗的大妃正是安东金氏出身的纯元王后，她是宪宗的祖母，在宪宗与哲宗初期接连垂帘听政。为维护安东金氏的利益，纯元王后高度介入国家政治的运作，这与影片中的形象基本一致。而影片的宪宗是一位怀抱改革之心，但在势道家族的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盟之下，无法开展实质性改革的国王，这一点也算符合史实。不过，盘索里艺人在景福宫为宪宗与纯元王后演出《新兴夫传》最新版本，甚至还将宪宗早逝的父亲（纯元王后之子）——孝明世子搬上戏台，借孝明世子之口让宪宗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积极改革，显然是历史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两班士大夫骨子里不会瞧得上盘索里这种说唱艺术形式，也不会瞧得起主要由贱民构成的盘索里艺人，更何况让这样的“下贱”的说唱形式进入宫中叙述“崇高”的国王之父呢？再说，演绎在世国王的父亲，也是一件稍不留神就会触犯王家忌讳的事情，朝鲜王廷也不会将话语解释权让给民间。另外，朝鲜后期的国王大多是在庆熙宫，或是昌德宫与昌庆宫处理政事，景福宫在1592年的壬辰战争中被焚毁，到高宗即位后才大规模重建，高宗之前的宪宗时期当然也不可能在景福宫上演大戏。朝鲜的谶纬之学：“木子亡，奠邑兴”影片中多次提及一本叫《郑鉴录》的谶纬之书，兴夫还在势道家强迫之下，写出一本名为《新编郑鉴录》的书，为势道家打击政敌所用。实际上，朝鲜后期确实存在名为《郑鉴录》的书，但这书不是一本，而是一系列谶纬书的集成。朝鲜后期可以说是谶纬书极为流行的时期，《郑鉴录》之外，还有《南师古秘诀》﹑《郑北窗秘诀》﹑《土亭家藏诀》等等。按《郑鉴录》的记载，某天郑鉴与李沁（书中虚构的传说性质的人物）在金刚山上进行了一场隐秘的对话，而此书中记录了郑鉴当时所说的话。郑鉴主要是说天下即将大乱，发生战争时一定要躲到所谓的胜地避难，乱世之后，李氏王朝灭亡，之后会出现一个没有尊卑贵贱没有男女差别的平等的郑氏王朝。实际上，“郑真人”或“郑道令”出世来拯救民众的传言在朝鲜后期非常流行，这大概是与朝鲜历史上出现的几位重量级的“反贼”恰好都姓“郑”有关。比如朝鲜初期被太宗李芳远指为“逆贼”而被诛杀的权臣郑道传，壬辰战争爆发之前被扑灭的郑汝立一党——此案牵连致死的人数多达上千，以及1623年仁祖上台之后被肃清的郑仁弘。当时朝鲜社会还盛传“木子亡，奠邑兴”的流言，“木子”为“李”，“奠邑”为“鄭”，这流言将李氏将亡，郑氏将兴的意思表达得非常露骨。影片中亦提到“郑真人”的流言。在民众中拥有极高声望的赵赫被周围人问道：“您觉得兴夫就是传说中的‘郑真人’吗？”那时兴夫在赵赫的鼓励下，写出反映民众心声的《新兴夫传》而获得大家的认同。赵赫笑笑回答：“是大家选择出的‘郑真人’。”影片中描写兴夫出版小说时，着重刻画了兴夫是用谚文创作小说，然后通过版刻的方式进行出版的情况。十九世纪的朝鲜的确是谚文小说极为盛行的时期，汉文读解能力不高的女性与平民是谚文小说的主要读者。不过，当时流行的主要是汉文小说转译为谚文的故事，纯谚文创作的故事虽也存在，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多，如《兴夫传》﹑《春香传》这类从盘索里而来的故事。版刻谚文小说进行出版，尽管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当时版刻成本很高，无论汉文还是谚文小说，更普遍的是通过手抄的形式进行流通。十八世纪末期的高官蔡济恭曾批评女性沉迷小说这一社会现象：“窃观近世闺閤之竞以为能事者，惟稗说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种，侩家以是净写，凡有借览，辄收其直以为利。妇女无见识，或卖钗钏，或求债铜，争相贳来，以消永日，不知有酒食之议，组紃之责者往往皆是。”书店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在朝鲜出现，在这之前的书籍流通，主要是通过名为“贳册房”的店铺进行，即早期的租书屋。同时，在书籍交易中还活跃着名为“书侩”的游走于买家与卖家之间的书籍中介商。影片中兴夫的小说能在汉阳等地引发追捧的热潮，背后肯定少不了贳册房与书侩的推波助澜。洪景来之乱：近代风潮来临前的动荡电影《兴夫》将叙事的重点放在民众意识的觉醒与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上，把故事中兴夫与兄长游夫的分离设定为1811年12月爆发的“洪景来之乱”。“洪景来之乱”是洪景来﹑禹君则等人利用“郑真人出世”说，在平安道等地主导的一场反抗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与对关西人歧视的战争，在当代史学界亦被称为“关西农民战争”。平安道地区可以说是当时朝鲜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此地因与清朝接壤，通过人参﹑帽子等商品的贸易，聚集了大量财富，但绝大部分财富流入与势道政权紧密勾结的大商人手中，民众仍然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时期的朝鲜赋税体制，即以“田政”﹑“军政”﹑“还政（政府在荒年时借给农民米粮，丰收时再加上利息一起归还的制度）”构成的“三政”体系陷入紊乱状态，加上天灾不断，甚至出现“黄口签丁（未成年小儿也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去的人也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百姓生活极为困苦。同时，朝鲜朝廷在人才登用上对平安道等西北地区实施差别待遇，西北地区出身的士子即使考中科举，也很难跻身高位官僚行列。《洪景来传》中提及举事原因时说道：“政权者，自是国家之公器，人民者俱是国家之基本。今戚里专横，国政腐乱，天灾地殃，岁饥民困，朝廷无救济之意。况我西土之人，小人困于唆膏，君子无路登用，此正奋起之时也。”尽管洪景来等人在举事四五个月后就被朝廷镇压，但洪景来在与官军战斗的过程中不断散布清军将会帮助农民军的消息。当时参加镇压的军官方禹鼎在日记中留下如下的记录：“景来每以胡兵万余骑救援，次四月十八日，自江界出来之说，妖惑人心是白遣。”“景来聚会党徒而言曰，事已至此，势无奈何。但吾所请者，胡兵方到中江，当趁来月十八日来援，故陪持三人，次第来通，汝等姑待此日。”实际上并没有前来帮助农民军的清军，所谓“清军来援说”不过只是洪景来为稳定军心而散布的传言。但考虑到当时朝鲜朝堂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是“崇明反清”，而农民军竟会散布清军来助的传言，这就非常值得玩味。影片的一条故事线是兴夫拜托人脉极广的赵赫帮自己找寻兄长游夫。电影虽未明说赵赫的具体身份，但笔者高度怀疑赵赫是民间社会中广泛盛行的秘密结社组织中的高层人士。当时朝鲜民间多有以“剑契”﹑“杀班（杀掉两班）契”﹑“杀主契”﹑“杀掠契”为名的秘密组织，参与者多为通过武科科举却没能获得职位的下层武人﹑逃亡的奴婢﹑贫民等等。在统治阶层看来，这些秘密组织的存在，严重动摇了统治秩序。早在1803年，司谏李东埴就上疏国王，要求严惩“剑契”之类的组织。其上疏文中提道：“文武恬嬉，法纲颓弛，以至剑契之名出，而俗败世坏极矣。一种无赖之辈，啸聚成党，带牛佩犊，谓天不怕，击狗屠猪，无日不醵，以生刦为家计，以凌犯为长技。甚至横行朱门，诟辱宰相，突入深闺，殴搏妇女，蔑分乱纪，殆无余地。”也就是说文恬武嬉，败坏的国家政治秩序才是剑契产生的温床。影片的末尾，以赵赫为首的民众冲入王宫，要求国王抚恤民众﹑改变势道家专权的局面。尽管民众在与禁军对峙中喊出“国家的主人是我们老百姓！”的口号，但故事的结局不过是金氏﹑赵氏等权臣在内讧中死亡，而国王及大妃等权力人士并未有丝毫损伤。编剧汇集了大量历史背景要素，最终仅仅讲了个国王是好国王，只要肃清权臣奸臣就可天下太平的“清君侧”故事，不免让人有虎头蛇尾之感。实际上到了影片故事发生的第二年，即1849年，国王宪宗便突然死亡，年仅23岁。坊间传闻年轻的国王是因为长期沉溺酒色，纵欲过度而亡。历史上的宪宗虽然采取了一些限制势道家族权力的改革措施，但仅仅只是表层的改革，未能打破势道家专权的根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当时已经通过燕行使获知了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信息，但忙于权斗的势道家族并没将这些信息放在心上，也不认为世界潮流即将发生巨变，仿佛朝鲜只要紧锁国门就可以还像过去一样安稳度日。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朝鲜最终落入被迫开港的境地。PS：其实电影剧本只有两颗星，多给一颗给的是已故的金柱赫大叔，再多给一颗给的是宪宗的扮演者，茶山先生丁若镛的六世孙丁海寅小哥哥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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