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之后,田壮壮重拍了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新的小城里,花有了颜色,春天也有了它应有的模样。不多不少的五个人聚集在戴家大院里,说的是新时代的话语,遵循的是旧时代的游戏规则,追忆的,是旧时代的春天。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整体基调仍是感伤的,人物仍是欲言又止的。2002年电影里的这个春天如同1948年那个一样,孤立静止地呆在那里,人犹犹豫豫地从它面前晃过,终仍是没有打破平衡。独白田壮壮隐去了费穆先生电影里玉纹独特感伤充满诗意的独白。电影一开始,三个人物便一齐登场。玉纹买菜抓药的时间里,礼言正在院落里对着春天对着满院落的残破喟叹,而志忱,则由火车从上海带回这个小城,正往礼言家奔。不似1948年的《小城之春》的开头,玉纹用独白向我们交待她和丈夫礼言的日常平琐生活,告诉我们她并不知志忱会来,独白里念叨的正奔过来的志忱只是她因失落衍生的期盼。没有看过或对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一无所知的人直接观看田壮壮的重拍版或许在理解上会有一些难度。田壮壮不仅隐去了独白,许多来龙去脉也一并隐去了。田壮壮版本里玉纹与志忱十年后的初次见面,大概只有心敏感的人才能感觉出两人都有一丝不稳的情绪吧!因为之前并没有任何伏笔交待玉纹与志忱是旧日恋人,观众只会当玉纹对丈夫礼言的朋友志忱的热情是种礼貌,是懂事贤淑的表现。但是在费穆先生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玉纹内心的渴望竟成了真。我们的情感随着玉纹的情感流动,她一遍遍念叨的昔日情人章志忱竟真的出现了,竟在这种场合作为她丈夫戴礼言的旧日好友出现了,她该做些什么?她该怎样去做?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里,玉纹的渴望随着她的独白一次次成了真,志忱携带着她向往的生活一步步地朝她靠近。只差那一霎那,她便可冲出小城走向新世界去过她梦想中的新生活。在田壮壮的版本里,玉纹和志忱的进展虽也是与她的渴望亦步亦趋地前行着,然而少了内心的独白之后,其言起行不免有些生硬和苍白,情感传递到观众这里,引起的共鸣自然也少许多。空间新版本的小城里出现了延伸向远方的铁路,有了商铺,学校里也出现了一大帮和戴秀一样充满了朝气的年轻人。甚至站在城墙头向远方眺望时,还能看到绿色的田野。想想1948年那个春天,除了几截断墙、几间旧房和一个旧城墙头外,别无其他。虽在玉纹的独白里我们也知道这城里是有人家、商铺和学堂的,不然药和菜从何而来?戴秀又去哪里念书?然而影像里终没有呈现出学堂或商铺的模样,志忱乘坐何种交通工具来到这小城也没给予交待说明。费穆先生电影里的小城是个完全封闭的小城。玉纹和志忱复发的旧情,玉纹和志忱对道德伦理的顾忌,全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空间内展开。人物的言语、神态、动作都在一步步地制造紧张的气氛。直到旧的平衡跌落,处在空间里的人才幡然醒悟,掩面而泣过之后,在跌落中尽快建立了新的平衡。田壮壮版本里制造的空间虽大了,却也给人一种无意义延展空间的感觉。人物间本该有的饱和张力涣散崩溃了,他们的言行多少显得造作刻意。或许田壮壮是想将伤春的情怀仅留给一小部分人,毕竟这已不是1948年已是新时代,他不是让那些同戴秀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们在志忱的劝引下丢掉了害羞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吗?新旧两部《小城之春》是不能生硬地作对比的。毕竟194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处在关口中的费穆先生难免会在影片中将自己对祖国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放在影片中的几个人物身上,给处在私密空间内的他们赋予一定意义。田壮壮重拍这部电影是想表达对中国电影先驱者的深深怀念和敬仰,同时在影片里放入自己对当下中国“新电影”的理解。空间,在新的时代必须变大,要考虑的只是传统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要丢弃。田壮壮最后的笔触是和费穆先生一样温婉的。玉纹面对自绝的丈夫留下悔恨的眼泪,志忱则离开小城又去了上海。新的平衡还是在跌荡后被建立了。田壮壮在多年压抑之后选择重拍这部经典旧片,除了让热爱中国电影的人感动的勇气之外,必寄托了某种情思。不妨对比着两部电影的结尾来谈:1948年,费穆让玉纹再次踱上城墙头向远方眺望,随后礼言赶来,玉纹牵起他的手并指向远方初生的太阳给他看,或许这是预兆某种温和的希望,是费穆先生本人心中所想所憧憬的希望的光芒。而2002年,田壮壮让礼言叹息着修剪花木,让玉纹坐在有阳光照射的阁楼里继续绣花,最后让摄像机在一段城墙前静止不动,这些是否田壮壮依旧迷茫无所皈依的心境写照?纪念的电影是拍完了,对“新电影”的理解和态度也放进去了,心中却仍有一股烦闷的气不知如何宣泄——是对这个快速奔向前只讲速度的时代,也是对那一套无聊的电影审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