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一句是“肩着黑暗的阀门,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一句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前一句是那个写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暗夜之中“一掷我身中的迟暮”的斗士。这部舞台剧是后一句,是那个日常中更加生活,会向医生撒娇,爱吃甜食的鲁迅。《上海月亮》创作于1991年,获得了第31届谷崎润一郎奖,评委大江健三郎总结道“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创作了完整保持鲁迅形象的厚重而又清新明快的戏剧”。而作者井上厦作为爱好和平的左翼作家,小说虽然文风轻松幽默,以简单阐释深邃,但对日本的批评深度不亚于鲁迅对当时的中国。剧中井上厦也曾借鲁迅之口说“所以我个人主张,日本应该从中国滚出去”日本的鲁迅研究以考据为主,而考据是最揪日常细节的。藤井省三曾谈到由于需要翻译的问题,中国读者不太关注的细枝末节会成为关注点。比如《故乡》里的“闰土哥”和“迅哥儿”,竹内好认为“哥儿”就是“哥哥”的意思,但鲁迅翻译夏目漱石的《少爷》时题目译的是《哥儿》。所以“哥儿”是少爷的意思。当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关注点的时候觉得很角度很新奇,但又非常日常,能够从这个小切口中看到不一样的鲁迅。这个不一样也就是这部舞台剧的成功之处。《上海月亮》是二幕六场评传剧,布景是十分简单,基本一直都是在上海内山书店二楼。鲁迅因为在此避难,牵引出了得病和治病的循环抗争。六场戏中,鲁迅得了牙病,人物误认症,失语症。围绕牙病引出得是鲁迅对医生的讨厌,以及由此而生的不肯就医,身体日益垮掉的问题,这些都导致了鲁迅最后的死亡。井上厦认为原因是鲁迅的自杀倾向,当然这个想法似乎很荒唐,所以剧里许广平和美喜夫人第一时间就反对了,“常读先生书的人都不会这么觉得”。由此,井上厦用人物误认症让鲁迅和他愧疚的人们跨时空的见面了。这场戏其实是张力非常好的一段,每个人现实中的身份和被误认的身份,以及这双重身份和鲁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戏剧感十足的一场。“藤野先生”,“青年学术洛文”,“秋瑾”和“朱安”轮番登场。藤野先生是鲁迅弃医从文时的割舍,是自己有违一位对自己照顾有加的师长的愧疚。洛文是鲁迅对奋斗在第一线的热血青年的沉思,他曾经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剧中许广平说鲁迅上课时常说的一句话鉴湖女侠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是鲁迅文学作品中非常复杂的一个象征。鲁迅的作品中有太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也有太多精彩的比喻。但这些神情或冷漠或病态的“看客”包围的那个被看者却很少被鲁迅描述。《药》中那个从未正面出现的革命者夏瑜(“夏”对“秋”,“瑜”寓“瑾”)成了华家的人血馒头,母亲为他感到羞愧,但第二年清明“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剧中谈到鲁迅和秋瑾的关系时提到秋瑾常在长靴中配一把短刀,这把短刀曾刺向鲁迅。这个描述源于一个“秋瑾刀斩鲁迅公案”的传闻。当时日本发生了“取缔斗争”,革命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中说,秋瑾被留学生们推为召集人,在陈天华追悼会上秋瑾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并拔刀说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但其实这个说法已经被人根据秋瑾和鲁迅当时在日本的活动时间考证出是个谣言。这个说法最开始源流是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这种细节上的不可推敲之处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日常的研究有时候皮毛到极致便会落入窠臼,而精神分析法使用不当也会成为臆想。比如许多人根据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中写鲁迅冬天只穿单裤是性苦闷,也就是为了压制性欲望进行了无边际的精神分析阐释。可信是否,读者自有分晓。《上海月亮》作为一部文艺作品,虚拟的二次创作也肯定是有的,但这些细节无伤大雅,反而呈现出了鲁迅非常温柔和可爱的一面。这一段凉子姐姐的小表情很赞朱安和鲁迅的对话里也是充满了作者对二人的理解和创作的。毕竟,鲁迅对朱安的称呼从来只有一个“妇”字。后世常有人为鲁迅说话,说先生是被骗回来结婚的,并说婚后也是每月打钱,还指责朱安不肯听先生的话去学堂。可是时代的悲剧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和迫害者,剧里的许广平代替朱安发声说那个时代学堂本就不让女子入学,鲁迅回道是呀想想也知道我是在难为你。于是婚后二十八年的冷漠便是合法虐待。许广平听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她从一开始对朱安的拒绝到质问鲁迅,“她太可怜了”。但这并不是富贵小姐对乡村闺秀的同情,而是同为妻子和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结。第二幕里许广平向朱安写信,朱安一开始怕的以为是骂她而两天不敢拆信,后来回信说这是她生活的希望。现实里,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困难时也会给朱安汇钱,朱安会拒绝周作人的钱但不会拒绝许广平的,因为她说“许先生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而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反对编鲁迅年谱的作者的意见,在年谱上保留了鲁迅与朱安成婚的条目。朱安去世后,许广平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第二幕里众人想要鲁迅前往日本避难,但许广平反对,于是鲁迅陷入了失语症,最后鲁迅决定留在上海。这一幕里中日关系在鲁迅身上汇交了。伊藤虎丸认为“对待日本和日本人,鲁迅直至去世都持有一种信任和爱的情感”。这句话常让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陷入争辩。而《上海月亮》里,与其说是鲁迅对日本的情感不如说是日本人对鲁迅的爱。场上除掉鲁迅五个人,两个迷妹三个迷弟鲁迅晚年和日本文人的交往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热点。而最后那次鲁迅执意拒绝内山完造的日本温泉养病之旅更是成为了一个例证。但正如许广平所说:“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上海月亮》里的鲁迅说“在上海夏季的一天。时间是月亮升起的时候。在一楼年轻的母亲正在哄着小宝宝。二楼的舞蹈家放着爵士乐的唱片。三楼的阁楼没有电灯。月光把屋子里染成蓝色,一个年轻的男子得了病快要死了。在他的隔壁股票经济人们正在大声笑着,能听见麻将牌的声音。在这个小楼的旁边是一条脏河。在月亮下好像能看到动物的骨头一样的东西的船上,一个年级很小的女孩儿正抱着已经死去的母亲哭泣着,你东我西——人间的悲凉,痛苦,欢喜完全不能共有,每个人都像沙子一样孤独地活着,然后死去。为什么人们的心不能相互沟通呢?为了让每个人的心都能相互沟通,人类应该怎样改变自己呢?这就是这个小说的主题。”这也是和平主义井上厦的观点,被救赎的不仅仅是作为病人的鲁迅,还有受伤的人民的心境,“不论是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我向来不赞成这种一概而论的看法”。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先生是个预言家。先生说过:道路并不是原初就有的,一个人走过去,两个人走过去,三个人、五个人,越来越多的人走过以后,才有了道路。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而内山完造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晚年一直奔波于中日交流,死于接到中国建国十年向他发出邀请的旅途上。总的来说,《上海月亮》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鲁迅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温柔的,像那如水的月光。但也是模糊的,正如鲁迅的原话是“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但鲁迅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以最后,鲁迅决定留在上海后,他对许广平伸出手,“来,广平君”。但目光所向,却是这个世界。他在月光之下缓缓地走进黑暗之中。“如果问我喜欢什么,那当然是一到九月上海满街都是的上海蟹,特别是满肚子黄的雌蟹。虽喜欢但一吃准肚子疼,特绝。不,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月亮。有月亮的晚上,把书房的灯熄灭,沐浴着从窗户照进来的蓝色的月光,我可以就这样静静地一直坐下去。另外有月亮的上海街道的宁静也很绝妙,就像清澈的河底一样的街道,一切脏的,丑的东西全部消失了。好像只剩下好的,美的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