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索德伯格的电影,可以分为“商业电影”和“风格化作者电影”两个类型。前者如《十一罗汉》,是非常老练整齐的标准好莱坞商业制作。而本文主要谈及的后者,以一种“伪纪录片”的风格著称。他善于以一个规模庞大的体系或者事件为对象,事无巨细、有条有理地展现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运行、事件中每一个变化的原因动机,并且很少带有自己的主观情感,保持一个非常客观的视角。比如,在他的名作《毒品网络》中,他展现了美国庞大的贩毒体系的运作方式:美国这一边的表面光明之下渗透入日常生活的毒品买卖(泽塔琼斯丝毫不知自己的丈夫是毒品贩子),以及与美国贩卖市场连接的墨西哥---毒品制造与供货的源头、毒品买卖公开化的社会。索德伯格用画面的颜色区分美国与墨西哥,并且将整个买卖市场分成多层次,细致地再现了整个毒品系统从制造到偷运、到贩卖、再到被注射,这个全过程。而在另一部作品《切格瓦拉》中,索德伯格关注切格瓦拉的革命经历,用上下部总计八小时的容量,全面地展现了格瓦拉从古巴革命的起始一路走到玻利维亚革命失败的全部人生经历。在该片中,索德伯格几乎没有正面表现格瓦拉任何的私人情绪。他只是忠实地拍摄了格瓦拉革命的过程,并且利用诸如“玻利维亚农民对格瓦拉演说的旁观”“玻利维亚儿童染病残疾”等镜头,反映了“格瓦拉革命失败的原因”、“玻利维亚人民自身受苦但仍然不支持格瓦拉革命”等客观现象。无论是《毒品网络》还是《切格瓦拉》,索德伯格始终保持了几个特点:1,首先,他的影片时长都比较可观。《切格瓦拉》更是上下部合计8小时的巨制。充沛的时间容量,让他有足够的余地填入足够多的素材、安排足够多的细节,把条理梳理清晰,并且放慢节奏防止观众无法跟上,来逐步地全面展现整个的庞大体系和事件。同时,影片时间的可观,与索德伯格电影的第二个特点也息息相关。2,客观性。从镜头上来看,索德伯格的绝大部分镜头都保持了足够的客观性,极少使用人物的主观镜头等容易将观众带入人物情感和视角的镜头。从叙事上来看,他在叙事中也极少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体系、这个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而只是客观地展现运作方式、发展过程及变化动机和成因。他不引领观众认同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观众根据这个客观事件去思考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不直接引领观众去接受观点的情况下,他就必须要展现足够多的细节,让事件表现足够完整全面,才能让观众得以做出有根据的思考并拥有观点,所以影片时长才是必要的。在这次的这部《高飞鸟》中,索德伯格借用劳资双方谈判造成的停摆事件,来着眼于NBA这一运作体系。在本片当中,索德伯格将整个NBA联盟分为了三个部分:球队所组成的资方、球员经纪所组成的劳方、球员本身。通过这个事件,索德伯格表现了NBA联盟这个商业系统运作的规则。有趣的是,索德伯格让自己的主角---一位经纪人,随着影片的发展,身份进行着不停的变化。首先,在第一场戏中,主角与自己代理的NBA新秀进行对话,教导他“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应该如何如何做”才能够遵守自己的合同、符合联盟的商业规则。这时候,他所代表的是经纪所组成的劳方;而到了下一场戏,主角回到经纪公司,与自己的上司对话,针对经纪人分成过多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自己对于球员利益所得的维护。此时他所代表的,变成了球员一方(上司:所以你是站在他们那边吗?)。所以,在影片开始的部分,主角的身份和利益相关,一直在不停地摇摆。而这种摇摆似乎也可以代表身处停摆事件当中的他内心的摇摆。但是,接下来,主角的立场开始变得坚定起来。对这种立场的坚定做出展现的,是镜头处理的方式。在影片大部分的段落中,主要构成都是大量的对话。而拍摄对话的镜头都是大量而规整的正反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主角代表经纪人与球员对话、代表球员与经济公司上司对话的段落中,索德伯格都使用了正反打。这种正反打有效地强调了双方的冲突和对抗----劳资谈判的象征。但是,从主角、女助理和新秀球员三人同在公寓的段落开始,变化出现了:段落的开始部分是主角与球员的对话,但镜头停留在女助理身上,随后女助理与主角对话,但镜头停留在球员身上。索德伯格用这种方式,刻意地强调了“正反打”的弱化-----主角此时的对话不再是和对方的“对抗”。由此可见,从这场戏开始,主角开始坚定地代表球员利益。而在随后,主角与青年篮球训练营的教练说话的一场戏中,主角和老教练、小球员互动时,镜头也同样采用了大量的同时入画镜头而非正反打,象征主角代表球员这一立场的延续。主角利益相关和立场的转变与坚定,也带出了索德伯格最想展现的一个内容:在联盟中球员应有的地位。在本片中,NBA联盟是一个完全由商业利益主导支配的系统-----经纪人一方想要确保自己的球员不违反和球队签署的商业合同,这样球员才能获得薪水,自己才能获得抽成;而球队一方想要获得更多的分成,从劳方手中拿到更多的蛋糕。本片绝大部分的对话,都围绕着合同、分成、薪水抽成这些商业性的话题。这些也恰恰是劳资双方的谈判重点,是造成NBA停摆的主要因素。这个联盟在当今时代的运作,并不是大众认为的球员主导,而是相关各方围绕商业利益主导。在影片的一开始,索德伯格就借用两个镜头的隐喻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场戏中,第一个镜头是窗外的写字楼----商业的场所;而后镜头转到女侍者身上,跟随女侍者前进去找主角结账收钱----金钱。而与此同时,画面中响起了主角与新秀进行的讨论。这个声画的结合巧妙地隐喻了NBA联盟运作的本质:围绕的中心不是球员也不是篮球,而是商业和金钱。在随后的影片中,我们也可以更明显确切地看到,劳资双方的停盘和联盟的停摆,确实是源于双方在商业利润分成上的无法达成一致所致。而相比劳资双方,索德伯格下了最大力气表现的,是联盟中的球员一方。按照常理来讲,他们本该是这个联盟的最主要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在影片中,他们却接收着来自于经纪人控制与劳资双方利益纠纷所造成的双重高压。首先,他们与球队签下合约,进入了联盟,那么也就接受了NBA联盟的规则带来的种种限制。而经纪人为了确保这份合约的延续,确保自己的分成,就必须要一直节制球员种种“可能会违反联盟规则”的行为。比如在第一场戏中,主角就作为经纪人,一直在警告新秀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另一方面,劳资双方因为自身利益分配不均而带来的停摆,使得球员失去了打球的机会,丢失了自己加入这个联盟的重要初衷---如同第一场戏中新秀所说:在这个联盟打比赛是我的梦想。在影片中,我们也可以多次看到劳资谈判的停摆对球员的影响:首先,青年篮球训练营的老教练需要依靠NBA球员参加的活动日来获得门票收入为自己的小球员买新球衣,但是停摆让NBA球员受制于合同,无法在今年参加这个活动(在主角带着球员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参与劳资谈判的女经纪人领导者对此提出了“他们作为现役NBA球员私自参与活动,这不符合联盟规矩”的抗议);而NBA球员自身,也因为停摆而造成了自己打球动力的丧失---新秀“在比赛前不做爱”,却在今年参加活动日之前做爱;球员之间的矛盾本应当面说清楚解决(在接受采访时,唐斯所说),但球队主力却和新秀在推特上打嘴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劳资双方因为商业利益所造成的停摆中,NBA球员自身的打球积极性(这一幕让人不得不想起上一次停摆后暴饮暴食的雨人坎普),与联盟相关周边的训练营,这些与“篮球”本身有关的东西,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球员怀有“在NBA打比赛”的初始梦想进入这个联盟,但却要接受打球以外的诸多事宜、学习与打球无关的商业规则、适应这个联盟中“与篮球无关的部分”(在片头的NBA球员采访中,说到:我们参选后就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来学习这个联盟的规则;唐斯:你被选中后,当天会有一种荣誉感,但之后你就要去努力工作,让自己在这个联盟中适应生存。)。单纯想打球的球员,根本不是这个联盟的核心,他们只是为这个联盟产生商业价值的商品和卖点。围绕这个商业价值而活动的劳资双方才是真正的核心,他们围绕商业利润进行分配、以商业为核心建立联盟的游戏规则,而球员只是联盟中最被动和弱势的一方。(主角的台词:他们在篮球运动当中建立了另一种全新的运动)。但是,当影片进行到后半段时,球员的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契机来自于纽约队主力球员与主角的会面。这名球员的妈妈,可以看作是理想中的一种球员模板:面对来试图分钱的经纪人,坚决而强硬地捍卫自己的所有利益(“我赚的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积极地撼动联盟本身的既定规则(加入NFL的哥哥起初被联盟抵制,但最终打出了名气)。而通过与她的谈话,代表球员立场的主角确定此人可以合作(面对强硬的球员母亲,他的反应是“非常好”)也明确了自己的方案:创造两个球员在活动日上的一对一单挑,跳出联盟,借用篮球本身来撼动劳资双方僵持的局面。而最终,这场单挑也激发了球迷的热情(兴奋舞蹈的小球迷),并且顺势变成了跳出NBA联盟的商业街球比赛,促成了劳资双方火速的和解-----劳资双方意识到,球员和篮球比赛,才是这个联盟应该确立的核心,没有球员和比赛,这个联盟的一切商业利润都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后半段,索德伯格通过球员方面的反击,强调了球员对NBA联盟的意义。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中,球员只是受压榨和节制的奴隶,但他们不应该是奴隶,他们应该是联盟最重要的部分(黑人教练的习惯:一旦有人在球场上说了奴隶制,就要念台词“主保佑他的黑人兄弟”)。而有趣的是,在影片的最后部分,新秀解雇了作为经纪人的主角。首先,这体现了球员方面地位的崛起和对经纪人方面的反节制。另外,解雇的原因是:主角并没有真的促成街头比赛去创立一个新的联盟,这只是他推进劳资谈判的手段。这是现实性很强的一幕:在现实中,抛开NBA这个品牌去创造一个新的联盟,是不可能获得与NBA同等的商业利益的,而随之而来的是,是劳资双方以及球员本身、NBA周边的训练营等全部环节的利益受损,以及整个生态的难以为继。主角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必须要维护现有联盟的系统与生态。而能够做出改变的,只是在现有体系内部球员一方地位的提升。只有球员在现有体系内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才能够被保障利益,同时打上比赛,成为“高飞鸟”(高飞鸟这个片名,可以同时象征球员地位的“高飞”和联盟本应重视的“球员在比赛中高飞的梦想”)。可以说,这个现实性很强的结尾,是索德伯格对于本片客观性和现实反映之忠实性缺失的一种追补。这部电影作为索德伯格作品来说,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最核心的缺陷在于:对劳资双方谈判停滞的解决,过度理想化。试想,个别球员的一对一单挑,以及一个经纪人的个体行为,如何能撼动体系化完整健全的NBA联盟呢?球员的“梦想”,又怎么可能改变巨大的NBA商业体系呢?劳资双方的谈判的变化的促成因素,这一主要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实在是过于薄弱而且不现实了。因此,作为向来以客观性、反映现实的忠实性和完整性见长的索德伯格电影,这部作品的缺陷实在是非常严重的。并且,索德伯格在这部电影里相对以往,更多地用台词和剧情发展,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观众的观点(比如一些宣讲式和点题式的台词:“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游戏”等等)。这使得影片损失了客观性,也是索德伯格式电影中不常有的现象。这些缺陷,或许都是由于影片的时长所限。在以往的作品中,索德伯格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事无巨细、还原全部细节、条理性强地逐步有小到大地客观还原事件的全貌和体系的运作,让观众有条件去“自我思考”得出观点。但是本片由于只是网飞的一个“网大”级别作品,所以索德伯格获得的空间实在过小,为了让观众不至于“看完等于没看”的一头雾水,不得不采用加入自己的观点并采用引导式的手法,并且用一个最易于表现和理解、但现实性较弱的转折点来结束劳资双方的谈判。因此,作为一部反映NBA体系和劳资双方谈,归属于索德伯格“风格化电影”一方的作品,本片拍的有些丧失索德伯格在风格化作品中的一贯特色,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但由于这只是一个网飞作品,或许我们也不能对索德伯格过高要求。在现实当中,NBA始终也只能是一个商业为先的联盟,球员不可能翻身做主人,现在、以及可见的未来之内,仍会受到经纪人和球队基于商业规则的节制(诸如里奇保罗影响安东尼戴维斯对醍醐的施压,安吉交易小托马斯)。而且这,也正是现实必然的要求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