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集介绍
遗忘诗行马小盐：《遗忘诗行》——献给无名反抗者的影像诗句分集剧情
很多时候，一部人类史，便是一部胜利者的历史。本雅明因此在《历史哲学论纲》里写道：“当下的统治者正从匍匐在他脚下的被征服者身上爬过”“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为困难。”在本雅明看来，忽视了无名者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历史，历史的缝隙里亦填塞满籍籍无名者因争取自由而被湮灭的血迹。与本雅明所倡导的“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相呼应，”伊朗籍新锐导演阿列热扎·卡塔米的处女作影片《遗忘诗行》，正是一部试图从电影语言的角度，给人类历史上无名的反抗者打造一座影像丰碑的影片。一位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的年老的入殓房管理员，一位喜好听死者故事的瞎眼掘墓人，一位运尸车司机，一位总在每一个月最后一星期的周末寻找自己因游行而失踪的女儿的母亲，构成了整部影片的无名者星丛。他们活着，却被四处弥漫的黑暗的死亡气息所笼罩。影片开始不久，一个男子来墓地祭奠他的母亲，却在这庞大的国家墓园的死亡迷宫中迷路。他请求入殓房管理员带领他去寻找母亲的墓地，入殓房管理员却认出了他，亦道出了他为了生存，蓄意遗忘的多年前自身所犯的罪孽。祭奠者曾是一位因杀人而入狱的罪犯，最终却成为恶政的帮凶：他因帮助当权者掩盖秘密处死的政治犯的血迹，从而获得早释。这个片段告诉我们，白发皑皑的入殓房老人，虽然是一个遗忘了自己姓名的无名老者，却是记忆的化身，他铭记反抗者的正义，亦铭记威权的血腥与帮凶的平庸之恶。在年轻人游行抗议的非常时期，老人管理的入殓房因需要存放反抗者的尸体，而被暴力部门入侵，他们殴打、质询、捆绑老人。威权暴政惧怕民众对其所犯罪孽的目击。所有的眼光与看见，都是“违法”之物。在狂乱抛尸的第二日，老人发觉入殓房的冰柜里，留下一具无名女尸。这是“遗忘中的遗忘”，是权力机构疯狂抛尸中被遗忘的一具尸体。年老的入殓房管理员，就此成为《索尔之子》中的男主人公一样的人物：在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索尔执拗的认同一位死于纳粹毒气室的陌生孩子为自己的儿子，入殓房老人同样执拗的认同尸体冷冻室里死于反抗的无名女子为自己的女儿；老人和索尔一样，想给无名死者一个体面合法的葬礼；老人和索尔一样，想要通过死者之死获得意义，并使生者获得救赎。老人找那位长达五年时间寻找自己失踪女儿的母亲要来出生证明，他给无名女子编写人生经历与死亡档案，他给她举行葬礼，他把自己早已购买而来的墓地作为无名女孩的墓地。就此，这位无名的反抗者，成了老人和老妇人同样死于反抗的孩子。那些被暴力机构像流浪狗一样血腥杀害、胡乱掩埋、没有名字、没有故事的人，在两位老人举办的葬礼之后，由“无名者”转化为“有名者”。影片里有很多超现实主义镜头：空中飞翔的大鲸、雨水滴露的邮政大厅、深不可测迷宫一般的死亡档案室。海岸边七条大鲸搁浅的消息，遗落在地的鲸鱼耳环，从头到尾鲸的故事与人的故事彼此交织。对人类而言，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屡次在海岸边“集体自杀”的事件，实在让人惊骇无解。科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之一是：鲸鱼是一种群体性动物，如果其中的一只遭遇危险，会向同类发出求救信号，别的鲸鱼因此会不畏死亡的前去救援。显然，影片的导演，对这一解释颇为痴迷。鲸鱼的救援是向死而生的救援。入殓房老人给无名女孩安排的葬礼，在人类社会的黑暗时期，显然要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死亡的无名女孩，与老人、老妇人、运尸司机、掘墓人这些无名者，皆是在危难之时，鲸鱼一样互相施予援手的同类。整部影片对话寥寥，几乎没有反抗者与暴力机构的血腥的直接冲突，有的仅仅是侧面叙事：老人与掘墓人关于死亡的对话、老人与运尸车司机的对话，老人与寻找失踪女儿的老妇人的对话，老人与官僚上司的对话。老人的时间是最为古老、质朴、直观的时间，它以太阳的升起与落下来衡量，而非钟点、月或者年。时间对老人而言，是《一千零一夜》式的时间，他铭记人类生活的每一天。当身带隐秘罪孽的祭奠者问：“我多少天出狱？”他答：“2679天”。当官僚上司问：“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他答：“7686天。”由此可见，从影片的开始，导演就试图讲述一个关于人类死与生的1001夜般的循环式故事：老人和掘墓人都在计算着他们所挖掘的墓坑；掘墓人必须在聆听过死者的生存故事之后，才肯给他们挖掘；无名的死于反抗的女孩，占据的是第一千零一个墓坑。至此，一千零一夜式的死亡叙事已经结束，生者的故事就此开启。葬礼之后是婚礼，而婚礼是孕育新生命的起点之一。影片里也有很多讽喻性镜头：在相对开放期间回国的老父亲，直到临终之际，才能见到与他分别了十八年远在海外的女儿；葬礼邀请函的背面便是总统竞选的四处张贴的小广告——虚假民主的反面，即是被迫害而死者的的隐秘葬礼。老人无字而仅有划痕的书写与无处可寄的笔记本，都是身处压迫的所有无名者对暴政的反抗与铭记。虽然这是一部特意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影片，观众不知道故事发生于何时与何地，但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昆德拉在《笑忘录》里曾借着男主人公米雷克之口言道：“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所谓的“遗忘诗行”，无非是为了从遗忘中打捞记忆，并铸造记忆。影片看上去与智利有些关系，但我想篡改一下托尔斯泰的名言，我想说：“不幸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人类所有的暴政都是相类的，就若人类所有的苦难都是相似的。在我看来，阿列热扎·卡塔米的之所以拍这部影片，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熟知他的祖国（伊朗）三十多年来渴望自由的民众艰难的反抗史。他想通过这部魔幻与现实互相交融的影片，给世界上所有被损害、被压迫、被侮辱，为了自由而付出生命或勇于付出生命的无名者书写一首影像赞歌。无名的反抗者被湮灭的历史，需要所有人参与书写。电影导演亦然。正如这部影片开首的题词，那是德国诗人策兰的诗句：“dieweltistfort，ichmussdichtragen”，翻译过来便是：“世界已经离去，我承载你“。对蓄意被湮灭的无名者的历史而言，记忆，所有生者尚存的记忆，是最好的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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