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看到广州还是在《秘密图纸》里面,感觉由于地缘偏远,中央要么觉得那里布满了特务要么就是前赴后继投机倒把分子。 一九八四年的广州还是大团结可以横冲直撞的年代,一个万元户恐怕相当于现在的百万身价,那时候的黑棕火鹅不过三元四角一斤,清远白切肥鸡是五元,主人公给人打工一个月拿224元已经感觉盛情难却了。 那是北京路立交桥还没有拆除的年代,那是上下九还没有被江泽民同志视察也就没有被重新粉刷的年代,那是大三元酒楼还没有作为国营餐馆倒闭的时代,那是莲香楼的月饼还经济实惠的年代,那是陶陶居、芳村、赤岗都还没有变样的时代。那是可以用双蒸米酒送艇仔粥的时代,是音乐茶座里还流行徐小凤的歌和霍元甲的时代。 电影的开头是一碗肠粉,加葱加蛋,牛肉猪肉,很便宜,一个人用一天的人工去伺候大家的街边小食,那是待业青年和失足青年可以做个体户的年代。 人的谋生途径有各种轨迹,在意识形态的点染下就会有阶级属性,人如果墨守成规就可以苟延残喘,但人总觉得可以像跨越街心护栏那样横穿过去,那样的后果比较好的是被汽车撞死,比较糟糕的是被交通警察抓住教育,因为前者你再也不会有犯错的机会,后者会让你以为只要提高技巧或者仅仅是碰更好的运气就可以成功,于是小伤变大伤,然后是好了再伤,轮回不已。 整个鱼档开始于阿龙花钱买了一份报纸,女朋友珠珠高兴地觉得自己的男人成器了,除了打架和撬锁之外他竟然会从报纸上寻找自己的方向了,无论这个方向是通向何方,毕竟对方懂得从国家正规通告的路牌下过马路。无论是鱼还是螃蟹批的执照不都是执照吗。 好像就是从这部电影的摩托车拍照**-03888开始有广东人喜欢8发“发”这个音的说法,除了好像最近流行高层住18楼是十八层地狱之外,8还是雄踞首位,人的脆弱可见一斑。摩托车到的时候,海仔考虑的是那么大的后座正好放鱼箱,珠珠考虑的是在车后镜里看自己的眉毛,阿龙就像赵子龙骑在了马上准备冲进长坂坡,他们的确准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新的生活不是唱戏也不是化妆。 海仔的扮演者是高地街真正的卖鞋个体户(86年他因为家里有十几万现钞被抢劫当场被捅死,据说被捅了十几刀),他的思路是准确的:哄抬物价,哗众取宠,以次充好,短斤缺两。出事了就溜之大吉。电影自然要打击这种歪风邪气,可奇怪的是这种人的十几万是哪里来的呢?喷水的养鱼池,送货上门的服务态度,对外这样可以开放了,对内可以搞活吗? 这个戏的一个特点是四个人四种方言:阿龙是哈尔滨话,珠珠是汕头话,海仔是广州话,葵妹是潮州话,但恰恰因为说的时候是用自己熟悉的方言才让演员的表演显得鲜活,后期的配音算是一种无奈的亡羊补牢,试想如果能听到这种鸡同鸭讲的版本不是更好。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不是一种鸡同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