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感动而不反思,一定会有更悲壮的下一次” 《在武汉》当然值得批评。实话实说,纪录片(如果算的话)《在武汉》第一集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公民来说都令人感动。问题是这份感动和纪录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被所有在疫情中奋力的普通人所触动,我们在共情,这份共情却不是纪录片的影像所赋予的。一句话就能说明白《在武汉》应该被批评的理由:作为目前唯一的官方记录疫情现状的纪录片,这种创作态度这种成片质量,你对得起受疫情影响的武汉、湖北甚至是全中国人民,对得起所有医务工作者和一线工作人员吗?别忘了,你的“在武汉”是一种特权。对于普通老百姓,在武汉是一次生活的灾难;对于医务工作者,在武汉是肩负者重大的责任;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特权。我承认这种观点带有近乎冷酷的功利色彩,我也不忽视整个《在武汉》主创团队拍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但事实上由于管控,在这个时期于武汉畅通无阻地拍摄纪录片并公开向全社会传播,确实是所有创作者梦寐以求的特权。在对待电影的态度上,我持有最“无病呻吟的小布尔乔亚”观点,我从来不认为艺术是为了人民需要对人民负责,我理解并支持艺术为艺术,我不会因创作者“沉迷于自我表达”而不肩负公众责任就提出批评。但这一次,《在武汉》还真的就必须承担公众责任,必须向所有人民负责。享受权利使用特权不承担义务,哪有这样的事儿呢。既然你是唯一的声音,你就必须是正确且理性的声音。很可惜,《在武汉》并没有做到。第一集讲述的是武汉封城后,自愿站出来付出的志愿者们。所有被记录下的人都无比平凡却充满人格魅力,记录者创作态度敷衍却毫不负责任。面对这场灾难,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公共交通停摆至需要让普通人来承担维持基本交通?这些站出来的普通人们他们又是否安全,他们的保障又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的是公民自发组织,为什么在疫情初期出现了这样的体制性失能?……这还没让一个纪录片来回答“疫情何以至此”这样的本质性问题,但就第一集主题“车轮上的生命线”,你除了拍车轮还拍了啥?我是发自内心地相信央视和b站的专业能力,但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只能问问创作者们:你是发自内心怀揣怜悯地创作,肩负记录时代的重任,还是单纯完成政治任务?不单单是这部纪录片的问题。陈力丹先生在《新闻理论十讲》里说得很清楚:实际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宣传任务。但这不是忽视自己专业素养的理由,完成任务你也应该足够专业才对。而不是选择一种最稳妥、最简便的万金油方式。不止有懒政,创作者们也在懒惰。所以最本质的问题:宣传口的工作人员们,您们辛苦了,但人民们不是傻子。